2011年国际不再恐同日：共同行动，消除歧视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决定不再以性取向（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作为精神疾病的依据。因此，5月17日被设定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及跨性别日。然而，除了积极的进展，国家和全球一级的艾滋病应对都仍然需要加强努力，以消除针对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者的歧视。

恐惧和歧视：艾滋病应对进程中的关键障碍

尽管中国并未像其他85个国家一样将同性成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定罪，同性恋也于10年前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第三版）中移除，对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恐惧仍然造成了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恐惧和耻辱使得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人群转入地下活动，增加了这些人群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脆弱性，阻碍他们寻求与艾滋病病毒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并且，中国没有任何法律专门保护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者的权益。因此，无怪乎艾滋病感染率在这一被高度污名化的脆弱人群中增长最为迅速。在2009年，估计男男性行为者之间的艾滋病感染率达到5%，相当于全国总感染率的88倍，在某些地区甚至达到20%。另外，几乎每三例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中，就有一例发生在男男性行为者之间，这一数字在近年中逐渐增加。

中国的男男性行为者社区在日益壮大。根据最新的全国范围内的估计，中国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人群的数量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300个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从事与男男性行为者有关的工作。

中国最著名的性与性别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河表示，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之所以隐瞒他们的性取向，是因为他们深知在中国成为少数人的后果。“所有人必须在每一个人生阶段跟其他人做完全一样的事，这是不言自明的社会规范。与众不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年过三十仍然保持单身。非异性恋人群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言论的力量丝毫不逊于惩戒性法律。”李银河说。

有些人谴责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人群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负有责任。李银河教授指出，男男性行为者和跨性别者不应当被当做引起和加剧艾滋病疫情的罪犯。“艾滋病病毒经性传播的罪魁祸首是高危的、无保护的性行为，而不是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李银河说，“与艾滋病相关、以性取向为基础的针对某些群体的歧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研究表明，大多数男男性行为者最终都会与女性结婚并生儿育女。作为中国最受尊敬的、倡导性少数人群权益的学者之一，张北川将这一现象称为“强制异性恋”的结果。他将恐同和对跨性别人群的恐惧与中国人组建家庭、传宗接代的传统责任联结起来。“在中国，若干个世纪以来，要将性和生殖责任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张北川说，“这是作为男性和儿子的基本责任，尤其当他们是家中独子的时候。”

中国男性同志论坛的王珺表示，对社区组织和个人来说，倡导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为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创造更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使他们不再被社会大众所排斥。“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男性行为者来说，他们被贴上了‘艾滋病’和‘同性恋’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都被严重污名化，身份的双重暴露会为他们带来双倍的歧视。”王珺解释说，“因此，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群的恐惧和歧视，持续成为男男性行为者获得艾滋病相关服务的障碍。”

跨性别者的性别身份认同与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同，他们可以生为男性，但自我身份认同为女性（或愿以女性外观示人）；或生为女性，但自我身份认同为男性（或愿以男性外观示人）。与同性恋人群相比，跨性别者在中国受到的公众关注较少。王珺认为这一忽视现象本身就体现了歧视。“不可见、不发声的现状说明跨性别者被忽略，未得到充分代表。”王珺说，“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使得歧视更为严重。”

政府、媒体、公民社会组织：通力合作是关键

在艾滋病应对中，政府、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能在消除恐同的进程中发挥有力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所发布的信息和采取的行动能够对人民的思维和生活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张北川坚信，政府应该在消除基于恐同的歧视中发挥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如果政府能迈出一小步，就等于整个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张北川说，“如果权威部门能够打开思路，发表正确的言论，并采取大胆的行动从政策、法律的层面作出改变，性少数人群将能够免于遭受歧视，过上更好的生活。”

    媒体对中国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与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相关的话题不再成为禁忌，在传统媒体中获得的报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然而，张北川认为，国家级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应该为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的权益作出更多倡导。“这些人群在官方媒体中的缺席表明了政治决心的不足。”张北川补充说，“中国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应当避免落后于他们。”

社交媒体和新媒体亦紧密关注这些话题。“近年来，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在网络上表现极为活跃。”李银河教授指出，“他们通过互联网进入公众视野，发现同类、并互相支持。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成为为性少数人群赋权的有力工具，这是一个积极进步的趋势。”

在王珺看来，媒体为性少数人群与多数人群之间搭建了桥梁。“人们对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产生恐惧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人群。通常，只要他们有机会开始了解我们，恐惧自然就消失了。”王珺说，“一方面，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新媒体能够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另一方面，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来积极地展示自己，搭建平台和网络，令大众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更为了解。”

以社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在基层为消除对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者的恐惧付出了多年的努力。保证有效且可持续的能力建设，对允许这些组织在反歧视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持续支持，比如卫生部和疾控中心，也需要国际组织的支持，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王珺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我们就无法行使权利。我们期待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来增强草根非政府组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