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照亮人们的非洲之光已经逝去。安南先生内心是个非洲人，同时也是一位全球公民，他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一面。他是一个狂热的倡导者，一个排忧解难者和一个改变创造者。   

世纪之交，艾滋病否认主义达到了顶峰。安南先生帮助我们打破了这一局面。“在过去的一年里，在非洲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多于因战争死亡人数。艾滋病是非洲大陆面临的重大危机，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我们必须结束沉默以及终止与之相伴的耻辱，“他说。

当安南先生于1997开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艾滋病疫情防治的前景黯淡。全球约2390万艾滋病感染者，350万例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而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才能获得救生治疗。

 他以率真地、谦逊地外交手段说服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信息没有被有效接收时，他便公开而有力地发表了讲话。“朋友们，我们知道如何扭转疫情的流行。这需要每一位总统和首相，每一位议员和政治家，都下决心并宣布“艾滋病疫情由我停止”。“艾滋病疫情由我停止，”他说。

在安南先生的领导下，联合国安理会在2000年通过了第1308号决议，将艾滋病视为对全球安全的威胁。2001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特别会议。这是首次世界首脑们在联合国召开关于健康问题的会议。              

2000年，仅有不到10亿美元投资于艾滋病防治，他呼吁至少有7到100亿美元用于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正是他的这一号召以及他对世界领导人的游说，这才促成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的建立，从而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南先生一直是全球基金的赞助者，帮助确保其资金充足。

遏制和扭转艾滋病疫情扩散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01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承诺宣言》中确立了预防艾滋病的目标，但没有制定具体的治疗目标。在当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成本是天文数字。安南先生与制药企业坐在一起商谈，为最终降低价格铺平了道路。没有人能在2001年相信拯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成本，能够在2018年降低至每年60美元。时至今日，大约有2100万人在接受艾滋病治疗。

安南先生巧妙地使用他的倡导力来行善。当他得知不到30%的人具有艾滋病相关知识时，他召集了媒体领袖，协助发起了全球传媒艾滋病活动。因此，数百小时的艾滋病宣传项目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公共以及私人媒体公司的赞助。甚至在安南先生的提议下，著名儿童节目芝麻街中出现了HIV阳性的角色，帮助减少对艾滋病毒感染儿童的耻辱和歧视。

他心系艾滋病感染者。他亲眼目睹了艾滋病流行的严峻现实。他知道当妇女和女孩被赋予权力时，真正的变化才随之发生。他说：“这需要真正的、积极的改变，给妇女和女孩赋权和信心，并改变社会各阶层男女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为女性投入的资源，更好的妇女相关法律以及让更多女性参与决策制定。这需要所有人将抗击艾滋病作为自己的重心，不仅仅在本次会议中、今年或是明年里，而是每年都这样践行。”

他拥抱多样性。他为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吸毒者和跨性别性者的权利而发声。他说：“我们需要保护弱势群体，如果我们在这里试图结束疫情并战胜疫情，我们就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些人不存在，或者他们不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我们反对一切企图阻止我们认识到行动和援助必要性的行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安南先生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为我们腾出时间，不断地了解艾滋病防治进展，并将他的演讲选集《我们的人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所得版税捐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四周前，当我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时，他对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表示欣喜，但使我们同样忧虑的是，我们的防治工作并没有跟上我们雄心勃勃的目标。

20年前，他把艾滋病造成的影响描述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的倒退，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回忆起他在2016接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领导奖时所说的话，他说道“今天，我们目睹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战斗尚未结束。我们必须继续抗争，每早醒来要准备好奋斗再奋斗，直到我们胜利为止。”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我们承诺在终止艾滋病流行之前我们不会停歇。这是我们向科菲·安南先生许下的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