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性工作者权益对预防艾滋病的传播至关重要

据媒体报道，湖北省襄樊市警方在8月初一场针对非法出租屋内性工作者的“严打”中将其物品公开烧毁。这不是唯一一个性工作者的权益遭受侵犯的例子。2010年，广东东莞警方将绳子缚在两名戴着手铐的女性性工作者手腕上，牵着她们赤脚游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这种执法方式有可能起到反作用，迫使性工作往更为地下的方向发展，并加剧艾滋病的传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所有成人有选择从事性工作的权利，不受暴力或迫害的威胁。然而不幸的是，性工作者经常遭受污名化、歧视和其他权益侵害，这为她们自己和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工作都带来了负面结果。

非罪化与执法

在中国，性工作被定为犯罪，由执法机关负责的 “严打”是性工作者经常面对的一个威胁，尤其是低档的街边性工作者。这些对性工作者的惩戒性方法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尊严和权益的侵害，从而阻碍了有效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警方在‘严打’中扮演的两个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应当保护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权益不受伤害；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又侵害了性工作者的权益。”北师大刑法和性工作方面的专家赵军说，“在襄樊事件中，警方毁坏性工作者的物品，如桌子、床、枕头等，是不合法的。这种残酷的执法方式完全不当。这样的行为事实上损害了政府和警察的形象。”

全国严打中这些过度执法的例子使性工作者变得更加流动、更不可见，也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实施难度更大。“襄樊的例子无疑是个负面的示范。”中国性工作者机构网络平台秘书处秘书小蔡说，“如果更多性工作者听说这样的事件，他们就会更加恐惧，并更有可能不再在工作中携带和使用安全套。”

赵军认为，警方不应该如报道中所说的那样，烧毁1000多只安全套：“与武器、毒品和淫秽品不同，持有安全套并不犯法。”小蔡解释说：“在很多案例中，客户强烈反对使用安全套，而性工作者因其自身地位的脆弱性，无法拒绝。”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安全套的持有和使用对预防艾滋病的传播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从事性工作的人群来说。没收或毁坏安全套的做法对成功的艾滋病应对来说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停止。

来自多个国家的经验显示，性工作的非罪化是减少艾滋病传播、保护性工作者和促进更大的社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在性工作被定为非罪的国家里，性工作者与在其他职业工作的劳动人民享有同样的健康、安全和权利。因此，性工作者更愿意寻求艾滋病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一篇发表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公共卫生》期刊上的文章揭示，尽管性服务在墨尔本、悉尼和珀斯三个城市被消费的指数大致相同，事实表明，有执照的性工作场所合法的墨尔本具有最高的性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和安全水平，而在所有性工作都是犯罪的珀斯则最低。并且，在墨尔本持有执照的性工作场所的性工作者最有可能获得免费的安全套（墨尔本88%、悉尼39%、珀斯12%；p<0.001）。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法律环境看似影响了针对性工作行业的健康促进项目的开展。给性工作场所颁发执照和由警方控制非法性工作场所会导致无执照部门脱离于同伴教育和支持。”(Harcourt C, et al, Aust N Z J Public Health, 2010年10月)

针对性工作的歧视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保证对艾滋病最脆弱的人群，使其感到安全和被接受，而不是被边缘和受到威胁，对保护全社会的健康和人权并促进社会福祉至关重要。这有时被称为“艾滋病悖论”——通过保护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权益，并投资于接触他们的服务，他们将更愿意获得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从而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社区里减缓艾滋病的传播。

在中国，媒体对公众思想的影响相当重要。一些媒体在报道严打时所使用的语言是污名化和片面的。性工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媒体对待这个问题时应注意到其高度复杂的本质，避免对性工作者的妖魔化、简单化和攻击。相反，致力于揭露导致性工作者脆弱性的因素至为关键，这些因素包括贫困、人口拐卖、家庭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信息和教育的缺失。

小蔡建议媒体应该寻求理解，并将性工作者作为人对待：“媒体不应该将性工作者描述为传播性病、艾滋病的工具。”赵军呼应了这一观点：“执法并不是唯一的角度，媒体可以报道社区组织的工作，例如他们的外展活动、同伴教育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工作。不管中国的道德标准变得多么模糊，至少法律应该是一种标准。在一场‘严打’中烧毁公民的私人物品显然是非法的，不应当被媒体正面报道。”

认识到广大公众中已存在着多元的视角也很重要。东莞警方牵性工作者公开游街事件被曝光后，很多中国网友都对这一不人道的举动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一位新浪网友称之为“欺凌弱小”，搜狐则有网友表示“女性性工作者同样是人，警察的非法执法不仅侵害了她们的尊严，也侵犯了法律。”

总之， 针对性工作的歧视，尤其是对低薪街边性工作者的歧视，只会使艾滋病疫情加剧。一方面，意识的歧视使性工作者感到巨大的羞辱，从而耻于寻求艾滋病相关的帮助。另一方面，制度性歧视，如惩戒性法律和政策，吓跑了处于最高风险的人群，使他们远离有效的艾滋病干预。

社区组织对关键受影响人群中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贡献

社区组织在性工作者及其客户中开展和实施艾滋病防治项目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缺乏资金、人力和当地政府的支持等阻碍因素限制了他们的贡献。

中国女权工作室负责人叶海燕长期以来热心从事性工作者的权益倡导工作。叶海燕强调，比起政府所力所能及的，草根非政府组织更容易接触到性工作者，更能准确地了解到其生活和需求，以及更全面地了解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如何能够得到实施。“我们的工作，包括研究和外展等，与性工作者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在艾滋病干预的规划中起到强大的作用，并适当合理地花费得到的每一笔资助。”叶海燕说，“现在要获得资金越来越难了。各级疾控中心真的需要更多地支持草根组织的参与。”

小蔡也表达了他对倡导性工作者权益的草根社区组织未来发展的担忧：“仅仅培训社区领袖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合格的工作人员，不然就无法接触到更多的性工作者。各地都需要更多的同伴教育员——他们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

叶海燕对小蔡的判断表示同意：“事实上，草根组织通过倡导和同伴教育，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政府也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如何为社区创建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对付上访了。”在今年六月底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北京主办、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第二届“艾滋病预防与性工作”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来自印度的社区代表说过：“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在中国工作的社区组织的信念和心声。

为性工作者赋权对实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目标至关重要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社区组织的价值，并作出严正承诺。今年七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了他对加强社区组织更广泛的参与作出的承诺，而第一步就是允许它们注册。“政府将为这些组织提供有力的支持。”李克强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说。

李克强的态度反映了中国今年六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上作出的大胆、具体的承诺，包括到2015年将艾滋病经性传播降低一半。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已做好成功的准备。

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现实，尤其是在性工作中，中国需要动员立法机构、各级政府和警方，媒体与社区开展多方对话。这一对话的基础是了解到对性工作者权益的保护将带来具体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性工作者本身应被赋权直接、持续地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规划和实施，对将他们置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脆弱因素作出处理，创建一个对性工作者更友好的环境，并降低全社会在面临艾滋病疫情增长时所处的风险。社区组织也需要在各级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应充分利用社区组织的竞争优势，以促进性工作者中日益增加的预防和检测服务需求。